重磅 | 张文显：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定位和重大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作者：张文显，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

来源：《法学》2021年第12期。全文转载自公众号“华政法学”。

【内容摘要】　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定位和重大意义，政界和学界提出了若干命题和诸多表述来予以阐释。这些命题和表述可以归结为一个核心命题，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是由其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时代性决定的，也是经过实践检验和历史验证的。科学性决定其作为指导思想的公信力，人民性彰显其作为指导思想的感召力，实践性铸就其作为指导思想的生命力，时代性凸显其作为指导思想的引领力，实践伟力验证其作为指导思想的变革力。

【关键词】　习近平法治思想　全面依法治国根本指导思想　科学性　人民性　实践性　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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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以来，政界和学界提出了若干命题和诸多表述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定位和重大意义予以阐释。诸如“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新飞跃”“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取得更大成就的思想旗帜”等。这些命题和表述归结起来就是一个核心命题，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所谓“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就是说，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党和人民处理新时代法治问题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灵魂和旗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加强理论思维，从理论上回答为什么要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全面依法治国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不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取得新成果，总结好、运用好党关于新时代加强法治建设的思想理论成果，更好指导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理论是重要引领。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习近平的这些论述深刻说明了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的关系，科学阐明了党关于新时代加强法治建设的思想理论对于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指导和引领作用。习近平法治思想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法治领域的理论创新成果，是指导和引领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的“科学理论”“正确理论”“新时代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是由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时代性决定的，也是经过实践检验和历史验证的。本文将从这五个方面对“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核心命题进行论述和阐释。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是科学的理论，

科学性决定其作为指导思想

的公信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为全面依法治国奠定真理基础的科学理论，科学性是其指导地位的本原。所谓科学，在《辞海》中的解释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在法国《百科全书》中的解释是：“科学首先不同于常识，科学通过分类，以寻求事物之中的条理。此外，科学通过揭示支配事物的规律，以求说明事物。”这些解释表明，科学的属性在于对本质的揭示、对规律的阐明、对真理的追求。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揭示和正确把握了法治的本质、规律和历史逻辑。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特别是深化了对共产党依法执政规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人类社会法治发展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正因如此，习近平强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从我国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主张“以法而治”，偏在雍州的秦国践而行之，商鞅“立木建信”，强调“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国迅速跻身强国之列，最终促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汉高祖刘邦同关中百姓“约法三章”，为其一统天下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武帝时形成的汉律60篇，两汉沿用近400年。唐太宗以奉法为治国之重，一部《贞观律》成就了“贞观之治”；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唐律疏议》，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从世界历史看，国家强盛往往同法治相伴而生。3000多年前，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即位后，统一全国法令，制定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汉谟拉比法典》，并将法典条文刻于石柱，由此推动古巴比伦王国进入上古两河流域的全盛时代。习近平曾引用德国法学家耶林的话来说明古罗马法的深远影响：“罗马帝国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靠武力，第二次靠宗教，第三次靠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灭亡而消亡，宗教随民众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从当今世界看，法治逐渐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共同选择，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当然，其具体模式千差万别。习近平还深刻揭示出法治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的历史逻辑，指出：“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基于对法治规律和历史经验的科学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要厉行法治、依法治国，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全局中来把握，指出，“无论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依法治国既是重要内容，又是重要保障。”“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在统筹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这些规律性认识和真理性论断极大地丰富和创新了法治原理。

第二，习近平法治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揭示了法律的本质、法治的要义、法理的真谛。习近平指出，“法律是什么？最形象的说法就是准绳。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社会生活，这就是法治。”“守法律、重程序，这是法治的第一位要求。”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政治遵循和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和最大优势，是我们的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最大的区别，要切实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

第三，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了数以千计与时代相契、与规律相符、与法理相合的科学概念和命题。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依法治国、依规治党、法治中国、平安中国、法治军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国家安全观、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数以百计的新概念、新范畴。再如，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是治军带兵的铁律”；“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我国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等一系列原创性科学命题。习近平法治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对国体与政体、民主与专政、政治与法治、法律与政策、改革与法治、安全与发展、维稳与维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等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关系作出了精辟分析和论述。

第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性还突出体现为它是一个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涵盖治国理政各领域、国家建设各方面，囊括法律、法治、法理各种基本问题、前沿问题、交叉问题，在概念上系统集成、在话语上自成一体、在逻辑上有机衔接，全面呈现了法治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论、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观点。

习近平法治思想所蕴含的这些真理性认识和科学性论断以及它的公理性、逻辑性、体系性品质，使其具有强大的公信力，升华了党和人民对法治和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认知，坚定了党和人民厉行法治、奉法强国的信念，也使党和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走出一条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人民的理论，

人民性彰显其作为指导思想

的感召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人民的理论，人民立场是其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性是其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理论的最鲜明特征。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形形色色的法治理论，大多都是为其代表的那个阶级、政党、利益集团服务的，当今世界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论同样是资本逻辑的理论形态和资本家利益的辩护者。作为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理论旗帜，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是为了某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利益而存在，而是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其初心使命、核心理念和价值根基。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宗旨所决定的，也是由马克思主义立场所决定的。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把人民作为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价值，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保障人民共同幸福，不断满足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饱含着亲民、爱民、为民的人民情怀。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作为法治建设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依靠人民推动法治改革、维护法律权威、践行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强调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增强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意识。

习近平法治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夯实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基础，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行人民民主，以民主支撑法治，以法治保障民主。

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人权理论，原创性地提出了“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和发展人民权利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强调不断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以实现人民幸福生活权、美好生活权为目标，以保障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基点，以保护人身权、人格权、财产权为重点，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政治权利以及环境权、信息权、数字人权等各项新兴权利全面协调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满足人民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和诉求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第一要务，把公正作为法治的生命线，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必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进行，持续不断地完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制度体系，让法治建设和法治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只有为了人民的理论才有能力指引人民去行动、去实践、去创造，依靠人民成就历史伟业。习近平法治思想因其人民性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自然值得人民选择、赢得人民信任、深得人民拥护，必将唤起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全社会的法治精神，让更多的群众投身到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中去，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者、捍卫者、贡献者。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实践的理论，

实践性铸就其作为指导思想

的生命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根源于实践、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在实践中创新发展的法治理论。实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源头活水，实践性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特征，实践逻辑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逻辑。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性首先在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领导法治建设的丰富实践活动和宝贵实践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矢志不渝地领导人民探索和建设人类历史上不同于剥削阶级国家的新型法律制度，积累了一系列弥足珍贵的法治实践经验。我们党在中央苏区和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探索创建了新型法律制度。中央苏区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以马锡五为代表的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者创造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等，都是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的标志性成就，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党在废除旧法统的同时积极运用中央苏区和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之后抓紧开展立法工作和法律机构建设，为社会主义奠定了法治基础。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近代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行的英勇斗争成果，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变革。这部宪法以毛泽东思想的法治理论为指导，以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为基础，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大原则为基石，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政体、国家机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等，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四梁八柱”，实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化、制度化。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决定并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工作方针。在党的领导下，经过29个月的艰苦努力，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全面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践充分证明，现行宪法及其五次修正案有力地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力地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我们不仅全面修订与不断完善了《宪法》，而且以宪法为根据和统领，制定了200多件法律、600多件行政法规、12 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世纪之交，我们党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依法执政基本方式，作出并持续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在一大批民商事法律的基础上，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经过5年多工作，成功编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成果。我国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持续不断地开展全民普法和法治宣传教育，这既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和影响深远的法治启蒙运动，是一场先进的法治思想观念和文明的法治生活方式的宣传教育运动。在普法和法治宣传教育中，法律所包含的权利义务观念、自由平等观念、民主法治观念、公平正义观念、诚实信用观念、公序良俗观念等先进的思想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法治所追求的那种理性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平等协商谈判、和平理性解决矛盾纠纷等文明的生活方式正在蔚然成风。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进程和历史经验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总结和理论概括，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提炼出这些宝贵经验的中国特色、历史价值和民族精神，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植根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必定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必定是一套深得人民拥护和支持的制度体系，也必然是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性更为生动、更加鲜明地体现在习近平卓越的法治实践里。在40年的领导实践中，习近平历经依法治县、依法治市、依法治省、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形成了对县域、市域、省域、国域、世域不同范围、不同层面法治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深切体悟，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创立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孕育了深刻的实践逻辑。习近平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领导岗位上，都提出了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的法治新概念、新理念、新论语。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工作期间，面对“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经济落后、社会失序、思想混乱的艰难局面，习近平富有胆识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新秩序”，并以精神文明建设和法制建设相结合作为建立社会主义新秩序的重要抓手。经过三年的努力，正定县的治安状况和社会秩序实现根本好转，为经济改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福建省厦门市工作期间，习近平富有见地地提出要在改革开放中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并强调发挥法制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城市环境治理和社会综合治理中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引导执法机关、审判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等熟悉法律、严格执法、依法办案、依法监督。

在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期间，面对“八九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的风云突变，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民主与法制是相应依存、相互制约，二者不可偏废”， 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代议制、“三权鼎立”等政治制度。

在福州市委工作期间，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城”“依法治市”，主张摆脱运动式、突击型治理，努力向正常化、规范化、法律化方向发展；创造性地提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的成熟度与法制建设成正比”等新命题、新观点；前瞻性地提出“坚持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活化使用权”的农地“三权”理论并付诸实践。

在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期间，恰逢世纪之交，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构建，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这些新变化、新情况对法治建设的进度和质量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高度重视依法治省工作，推动出台了《中共福建省委关于依法治省的决定》；进一步发展了“法治经济”“法治社会”思想，全方位推进法治经济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建设法治社会。

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习近平站位时代前沿看问题、立足改革全局谋发展、坚持扩大开放抢先机，创造性地提出并致力于“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建设“法治浙江”、建设“平安浙江”。这些创新理论和丰富实践，标识其法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已相当清晰、理论框架已基本形成。“法治浙江”的理论和实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习近平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市，提高城市法治化水平”，深刻阐述依法执政、权力制约监督、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打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使其法治思想在这个超大规模的国际化大都市的治理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深化和拓展。

党的十七大至十八大期间，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习近平创造性地发展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理论，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和法治理论。他协助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外交和全球治理决策，他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维，着眼于在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中不断拓展我国的发展空间、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和平发展和公平正义的方向变革，形成了富有时代精神、大国风范和人类情怀的“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作为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国家元首、军队统帅，他以厉行法治的坚定意志、奉法强国的雄才大略、依规治党的远见卓识，引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党的十八大闭幕之后，习近平就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导向，对法治领域的重大改革作出重要部署。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总目标和总抓手，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战略决策和总体部署。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十九大报告更是以“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为题，对新时代如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出明确的实践要求。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宪法，充实和发展了国家的指导思想，完善了国体政体，巩固健全了国家领导体制，创新了国家发展目标，规定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充实完善政治协商、统一战线、民族关系的内容，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明确提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2018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成立，习近平亲自担任委员会主任，加强了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隆重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际出发，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为着力点，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正是在以上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提炼的基础上，习近平法治思想得以形成和发展。只有实践性的理论才能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只有以实践为目的的思想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法治思想正是在实践中铸就了其实践本性，也必然要在指导实践中不断释放出勃勃生机的真理力量。

四、习近平法治思想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

时代性凸显其作为指导思想

的引领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萌发和孕育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和发展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化和拓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时代背景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时代精神、时代话语，为全面依法治国矗立了新时代理论坐标。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内含着丰富的法治理论。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深入法律现象内部和法治实践之中，拨云见日般地揭示了法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在知青年代就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了然于胸、熟稔于心，还写了厚厚的十八本读书笔记，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法治理论。在以后的领导岗位上，他把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必修课，他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善于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的重要论著和讲话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融贯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政党学说、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法治观、民主观、权利观、权力观等国家和法治原理。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得到了充分释放，人民性和实践性得到了充分贯彻，开放性和时代性得到了充分彰显。

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毛泽东思想包含着丰富的法治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观、国体政体理论、宪法制度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理论、党内法规理论、两类矛盾学说、刑事政策和策略思想等。邓小平理论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深化、拓展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内涵丰富，其中具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包括：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等。

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守正创新的科学精神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法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现了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毛泽东思想法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品格和马克思主义学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新的伟大实践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既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把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法治建设的红色基因和历史经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鲜活经验提炼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历史底蕴、时代精神的习近平法治思想。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党中央先后提出过三个重要表述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标识。2015年，党中央提出“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并分为八个方面的论述：第一，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第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三，推进科学立法，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第四，严格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第五，坚持公正司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第六，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第七，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第八，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2018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即“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将其核心要义凝练为“十个坚持”，即坚持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处理好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2020年11月16—17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正式明确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十一个坚持”，这就是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这“十一个坚持”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成就和经验的科学总结，对人类法治文明成果的择善而用，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集成性、原创性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与此前提出的“十个坚持”相比，“十一个坚持”在形式上更加完备、在逻辑上更为严密、在表述上更为科学。例如，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完善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了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统一性。根据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增加“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增加“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对若干个“坚持”的顺序做了调整，例如把“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宪执政”由第六调整到第四，进一步凸显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实施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而将“坚持处理好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分散在相关坚持中加以论述，不再单列为一个坚持。“十一个坚持”是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标志着习近平法治思想内容更加充实、逻辑更加严密、体系更加完备。

从“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到“习近平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再到“习近平法治思想”，既体现了概念的精准化、命题的科学化，又体现了理论体系臻于成熟、内在逻辑更加完善。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时刻，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正式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理由根据充分、时机条件成熟、顺乎党心民意、意义重大而深远。这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发展史、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对这一科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独创性、集成性、原创性贡献。

全面依法治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必须由当代最先进的法治理论来引领。习近平法治思想正是顺应时代要求而诞生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是当今世界最具先进性和影响力的法治理论，所以才能承担起时代赋予的指导思想的使命，对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发挥其更直接、更定向、更有效的指导作用。

五、习近平法治思想

指引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发生历史性变革、

取得历史性成就、

实现历史性突破，

实践伟力验证其作为指导思想

的变革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和验证的正确理论，富有创造“法治奇迹”的实践伟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党和人民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动我国法治建设实现了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建设法治国家到建设法治中国、从推进国家法治到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从“法律之治”到“良法善治”的伟大转折与转型，使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习近平在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成就时指出：“我们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完善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制度，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我们完善顶层设计，统筹推进法律规范、法治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我们推进重要领域立法，深化法治领域改革，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建立国家监察机构，改革完善司法体制，加强全民普法，深化依法治军，推进法治专门队伍建设，坚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依法纠正一批冤错案件，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之后，党中央领导制定并发布了《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引领中国法治进入“规划法治”新阶段。“一规划两纲要”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要求，已经并将继续对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产生科学引领和制度推进的重大作用。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令国人振奋、令世人惊叹的“奇迹”，归根到底，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我们必将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道路上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六、结语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征程。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牢固树立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根本指导思想的理论自觉和理论思维，更加精准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基本精神、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良法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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